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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敌后游击战

归档日期:07-03       文本归类:敌后游击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抗战时期也是很注重游击作战的,也派遣了一百多万正规军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不过最后结果非常惨。

  对敌后游击队作战非常重视看,老蒋曾经讲过,在前期大战役打完后,游击作战将成为以后抗日作战的主要作战方式,而中国要取得胜利,也是要靠游击战来完成。

  为此,专门砸死南岳衡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当时全国最精通游击作战的八路军将领来培训(等),周恩来和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1938年11月25日,在衡阳市南岳区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郭沫若应邀参加。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方针,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决定国共两党在南岳衡山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筹建南岳“忠烈祠”安葬抗日阵亡将士。会议决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衡阳市南岳衡山南岳圣经学校,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并请中共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和李涛、边章五、吴系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1939年1月24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布成立,并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教育长,为副教育长。中国派带领一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30多人参加训练班筹建和教学工作。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坚持办了三期,共培训出三千多名抗日游击指战员。越南胡志明曾化名胡光跟随在游干班学习和工作,后来成为越南主席。

  为了进行敌后游击作战,大概派遣了一百多万军队编程各种敌后作战部队进入敌后作战。

  不过因为的游击队坚持正规军做派,不能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而且脱离敌后群众,所以一年后,大部分在日军围剿下叛变投敌成了伪军,少部分战死,还有部分不得不撤回。

  展开全部试论的抗日游击战争 时间:2005/08/19 出处: 田建军 抗日战争时期军队也进行过游击战争,而且还颇具成效,这在目前史学界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由于研究刚刚起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与中国将全部力量投诸游击战场的策略不同,更注重正面战场的得失成败。适应需要,的抗日游击战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正规军为实现某一作战意图,专门指派深入敌后的出击、挺进行为,从所承担的任务来看,这部分军队和游击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按1939年《游击队调整办法》,他们不得改称游击队,也不能另外申请经费,.活动范围只限于战区附近。二是沦陷区内游击队所从事的袭扰、破坏活动。本文要分析的就是的第二类抗日游击战争。 一抗日游击战的开端 对究竟于何时决定采用游击战术的问题,目前尚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是在1937年3月的年度作战计划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在该年冬天协汉口军事会议上。在这里,我们不对两种观点作过多的评价,仅仅想指出:实际早在局部抗战初期,军队就已经开始运用游击战术了,只是受当时政治环境(如一心要与日军娟和,围剿,因此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游击队的胜利等)的制约,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己。的确,.的官方文件第一次提到游击战术是在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中,它指出:在作战时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1]但是,通过这一作战要领,我们除了得出于1937年3月决定采取游击战术的结论外,是否还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在毫无思想理论准备的条件下,为什么会突然提到游击战,义勇军、别动队的名称又源于何处?其实,除受中国共产F党游击战术的影响外,这还与东北义勇军的敌后抗日活动大有关系。1928年i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后,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地方武装变成国家部队。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亲率15个旅入关助蒋,为南京政权的巩固立EF汗马功劳,被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坐镇北平,握有晋、冀、 鲁、豫L热、绥、察、黑、吉、辽、京、津十省二市的军政大权。除东北军外,宋哲元、 庞炳勋、石友三、韩复袋、傅作义等都归他管辖。张学良俨然成为华北地区最高军 政首脑L东北军当然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军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1932年2月东三省沦亡后,被冲散及未来得及撒入关内的东北军官兵,除一部分投降敌人、充当汉奸外,其余的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别动队,依托熟悉的地理环境,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3月,为配合上海抗战,10多万义勇军分三路进攻沈阳、长春、铁岭等大、中城市,若不是《松沪停战协定》签字,日军调兵增援的话,则沈阳、长春早为义勇军收复。此后,东北义勇军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到1933年初已达30余万人,活动范围几乎遍及东北全境:松花江沿岸的李杜、丁超,长春附近的马占山,吉林的王德林,辽宁通化的唐聚五,凤凰城一带的邓铁梅等都是小有名气的义勇军领袖。据统计,在1932年度,辽、吉两省重要城市被义勇军袭击达30余次:单沈阳一市,便被袭击了11次:沈阳、哈尔滨机场被义勇军焚毁,旅顺煤矿和发电厂也遭到义勇军的破坏。[11长城杭战开始后,义勇军的敌后活动更趋积极,他们到处袭击日伪、破坏交通,使敌人首尾难顾、寝食不安。尽管在河北事件后遭到日军的疯狂围剿,但义勇军的活动仍十分频繁。.单辽宁一省,从1933年6月到1934年5月底,义勇军出动6296次,总计人数467691人:[2]1934年6月份,出动709次,7月份759次,8月份1516次,12月份1706次。又据伪满铁路总局统计,从1934年3片到10月,伪奉天铁路局所辖各段遭义勇军袭击10次,伪长春铁路局各段遭袭击105次,伪哈尔滨铁路局各段遭袭击127次,伪兆南铁路局各段遭袭击166次。[3]平均每月都有100次左右的伪满铁路遭受义勇军的袭击,这对于日伪交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和打击。1933年3到5月间,热河孙文勤部先后占领平泉、下坡,进而包围承德:阎处文部占领阜新北部200余村:夏秋间,辽宁义勇军一度进攻沈阳南满东站,占领绥中、海城等地…连日寇也不得不佩服:这些义勇军是不避讨伐、不受宣抚的。[41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坚持安内攘外、对日妥协的一贯方针,致使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无法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认可,但它的确是抗日游击战的最初形式。因为,就实际情况看,它不但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而且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32年1月,张学良派黄显声携20万元去辽西扩展义勇军。4月,黄宇宙受张学良之托;抵辽东见唐聚五,共创抗日义勇军。5月,张学良提议并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覆巢》报,专门刊载东北义勇军的活动,宣传抗日斗争。6月14日,张学良通电关外义勇军,命令王德林部在敦化附近集结兵力,破坏吉会专线筑路工程,并向富锦、桦川、阿城等地进攻,牵制日军。18日,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顾维均与张学良协商后决定:为扰.乱南满治安,任命朱庆澜为义勇军总指挥,在北平绥靖公署设立本部,在关外设联络支部,并代为筹措资金,为此,南京政府还提供了100辆卡车作为交通工具,像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冯占海、李杜、王德林、赵毅等部都得到了援助。11月下旬,张学良会见蒋介石回到北平后,积极设法支援义勇军,运出了大量的枪械和子弹。1933年初,蒋介石更直接命令张学良,为阻止日军增援长城各口,电伤李景荣及其它义勇军,应以绥远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扰乱其后方……[l]国民政府能在1937年度作战方案中提出游击战术,而且指明义勇军这种组织形式,不能不说是对东北义勇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肯定和追认。 二抗日:游击战的战术 所谓游击战,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地敌战区一个相对广阔的空间内,以极少的兵力,通过不撕运动去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形式。机动灵活、独立自主是游击战术的灵魂。-1939年5月,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要求各抗日游击队:在正规军未与敌决战以前,采柔性的游击战术,在政治方面达成巩固的沦陷区内的政权,组训民众,组织谍报网,破坏敌伪组织、经济结构及敌一切谍报机关之任务:在军事方面,随时随处破坏敌后交通,夺取其稻重,焚毁其仓库,袭击敌小部队,犯击敌指挥官,封锁敌所占城市j使深入之敌生步步荆棘之感,各游击队干部在此原则下当独断完成任务。在正规军与敌决战时,采硬性游击战术,即在战区司令长官的明确指示下,对某一方面敌人后方破坏,蝙实妨害其交通,夺取其稻重文件,捕杀敌探汉奸,奇袭敌侧背或指挥部,阻绝增援,以达成吸引分散、扰乱迟滞、疲惫敌人之任务,与我主力切实配合作战。[2] 在以上两大原则的基础上,1941年8月,政治部进一步将游击战术归纳为: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击、敌分我袭、敌行我伏、敌大我藏、敌围我散的28字方针。[3]要求各游击队在分散无常、出没无定、蹈暇抵隙、避免与敌主力决战的前提下,不畏艰险、不惜牺牲,切实表现勇敢协同之姿态,使敌猝不及防、顾此失彼,以达出奇制胜之目的ι如果仅从文字上分析,的游击战术很有其可以称道的地方。然而,由于对游击战地位和作用的固有偏见,只把它看戒是正规战的辅助形式,过多的事物干涉、战术指导,实际上使游击战的自主性、灵活性打打折扣。另外,为避免数目庞大的游击部队在战后尾大不掉,形成新的地方割据势力,除在游击队内部实行军政分开、互相制衡的原则外,中央各部门对游击队的管理也是权责分明、细致入微。如图所示: f军事→战区司令部飞 行政,所在省政府 政治→政治部 游↓编练整理→战地党政委员会军 击飞指挥作战→军令部f委 队总编补充→军政部会 干部教育→军训部 l补给运输→后勤部j 就一个游击队而言,它的军事属战区司令部,行政属所在省政府,政治属政治部,编练整理属战地党政委员会,指挥作战属军令部,点编补充、交通器材属军政部,干部教育归军训部,补给运输归后勤部……而这些部门又都受制于军委会。总之,所采取的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的控制方式,不但极大妨碍了游击队自主性、灵活性的发挥,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损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湖北省主席陈诚互争鄂东游击队指挥权的事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鄂东游击队成立于1939年1月,下辖四个纵队,16943人,由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程汝怀兼任总指挥,第五战区127师师长陈树芬兼任副总指挥。1941年7月,为扩充实力,.第五战区司令部以鄂东游击队怀有珍域观念、纪律松弛、毫无战绩为借口,下令用陈树芬取代程汝怀兼任总指挥。岂料程汝怀非但拒不昕命,反而在鄂省主席陈诚支持下,将游击以改编为地方保安团,自任总司令。双方法电交攻,争执不下,军令部制定了三套办法,也无法使事态平息。迫于无奈,经蒋介石同意,军委会主席何应钦亲自出马,主持制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撤销游击队总指挥名义,游击队以一部改编为保安团,归鄂东行政专员管辖3其余由中央派员整理后,仍归第五战区指挥。至此,持续半年之久的这场军、政纠纷才算告一段落。但鄂东游击队却已元气大伤,并直接导致了立煌、三里贩、僧塔寺等战略要地的失守。 三淤击队的政治训练 1933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对新形势,提出气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游击战重于阵地战的口号,在军事部署上,除继续坚持正面防御外,以1/3兵力进入敌后从事游击战争,并设立鲁苏、冀察两个游击战区。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牵制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但也确实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一-与中国领导的游击队搞摩擦、争地盘。[I]而要实现阴谋,就必须有一」批党性强、素质高,能够真正领会中央意图的游击队。但游击队恰恰都是一些以散兵游勇、绿林土匪为主,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的乌合之众。因此,加强政治训练就成为整编游击队的重要一环。1939年《游击队调整办法》要求各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召集辖区内游击队指挥人员定期轮训,旨在培养其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牺牲奋斗的精神及抗战意识,f4对于深入隔绝地不能普遍召集者,应选派干员赴各游击区内实行训练,并规定把游击队官兵的素质、纪律及思想信念作为点验的依据,最终使游击队能坚持一个主义()、7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实现统一化、军队化、纪律化,争取最后胜利。[2]1940年6月《共党问题处置方法》又规定:加派有利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卑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压制共党之发展,在各游击区内,选择若干育利地区作为发展游击区党务之根据,在每一根据地开办一定规模完备之训练班,大量吸收游击区内之青年,施以训练,担任党的任务。[3] 1941年《加强游击队政治训练办法》指令各游击队:必须在中队以下设政治指导员,支队、纵队设政治督导员室,具体负责政治工作:要求游击队的政工人员,应该抓取一切机会,γ面作战,一面教育,其教材以抗战手本、军人精神、党员守则、军人读训、抗战四要、.战时军律、革命连座法、军民合作公约、总裁训词、七种国耻史及其它应用常识为主。[4]操作方法通常有:(1)举行个别谈话,了解士兵出身家境、文化水准、政治认识及志向等,每人每月至少一次:(2〉在驻地设定一个月以上者,应以中队为单位设立政治课堂,每周上政治课两小时:(3〉设班训练,以支队为单位组织训练班,将军委会规定之各川如1939年4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对无所归属之人民,应即依据时地之需要,成立各种团体务使此种组织领导工作均由本党居先发动,勿予异党以可乘之机,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守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31号应无所避忌周年12月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指出:就本党在晋察冀边区内势力所及之地,选举若干据点配各党政军力量,密切联系,推进党务工作,可能时,可将该边区化为一个游击队.中队政工班分期调训,授以一般政治常识及工作技术,以造成政治战士:另外还有识字教育、精神讲话、举行政治研讨会等。除党化教育外,发动民众也是游击队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规定:积极加强本党之民众活动,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以杜绝共党活动之机会。[l]军委会、军政部曾多次要求游击队保持良好的军纪, 即使在极疫缺乏的情况下,也要抑制欲念,对民众秋毫无犯,并以诚恳之态度爱民卫民,使武力与民.众结合。同时还制定了具体的措施:(1)建立领导机关,各游击队每到一地,政工人员应立即召集当地文化机关主持人或学校员生及有名知识分子组织秘密抗敌机关: (2〉.争取民众干部,各游击队政工人员必须因地制宜,用种种方法去了解、接近民众团体领袖,争取无形之社会力量,如哥老会、红枪会、兄弟会、佛教会、同乡会、教会学会等者腰派可靠人员加入其组织,起核心作用,使乐为我用:(3)加强军民合作,发动并协助地方抗敌机关组织军民合作站,随时随地督促推行军民合作公约,实行家庭访问,并运用部队为民众服务,以建立军民间之感情,其部队驻定在五日以上者,得举行军民联欢会一次-UL--[2]可见,为了使游击队能忠实执行其防共政策,政府的确是煞费苦心、赠精竭虑,但效果却很不理想,除培养了韩德勤、张荫梧、孔荷宠、戴民权、朱怀冰之流的摩擦专家外,其它方面则毫无收获。就整体而言,游击队抗敌不足、害民有余,在沦陷区内烧杀淫掠、绑票勒赎、横征寨敛、无所不为,有的甚至比日军还要狠毒。1939年12月,战地党政委员会致函军委会:l28师王劲哉部及第七游击纵队在战地抢劫及遍设关卡,所到之处甚于洪水猛兽?194争年政治部文件称:胶东有大小不相隶属之游击队三十余单位,内部分子复杂,不能团结,又无统一指挥,其首领多系落伍军人,文不明政治、武不谙军事,仅知搜刮民财。1945年4月,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衡降至蓝田之间之游击队各在该地设卡收税,征收钱粮,.发行钞票,派征米盐公债,甚至绑票掳掠,无所不为。[3]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游击队往往游离于人民群众之外,从而也就无法摆脱失败的历史命运。 国军敌后游击战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活动,国军一样有可观数量的游击队在活动。 台湾资料显示:以民国30年(1941年)初而论,国军游击队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总数的2。63倍,是共军的4倍,作战统计是中共全部军队作战总数的402倍。国军敌后游击队最初多为奉命留在敌后之国军,或由国军干部、地方军人、党务人员所领导兴起的一股民间武力。 国内学者也开始正视国军敌后游击队历史。在1990年韩信夫所发表的《试论抗日游击战争》中说道:抗战时期的的敌后游击区,除翼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这些游击区都具有重要的战越地位,成为打进沦陷区的契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牵制了日军,困扰敌军后方;佐助国府恢复沦陷区的政权,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后者,又有孙挺信所著《敌后抗日游击军》问世,大规模的揭示国军敌后战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下面是几个典型的国军敌后游击战战例: 一、 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两个营,配合第172师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高山占领阵地,伏击敌人。经过一整天激战,游击部队打挎了敌人多次冲锋,次日清晨,游击队反攻,歼敌400余,活捉6人,缴获38大盖300多支,大炮5门,机枪13挺,东洋战马5匹,指挥刀30多把。 二、 1939年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与敌激战竟日,击毙日军140多名,夺取县城。 三、 1940年秋,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毙敌150多人,并焚毁了弹药库,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四、 1939年6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939年5月中旬,驻汉口的日军纠集千余兵力,对鄂东游击区进行扫荡。5月19日,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大通一带扫荡,我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打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五、 1938年 7月15日,第157师一部突袭南澳岛,一度得手,战至8月末,600余突击队仅剩20余人生还,县长洪之政殉职。此役歼敌200余名。 六、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分数路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严西山令陈长捷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王靖国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截断了敌后交通,赵承受第1骑兵军在离石、方山、苛岗一带诱敌深入,苦战旬余,毙敌2000余人,再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抗战 附:在敌后战场中殉国的国军游击军将领 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 第98军军长武士敏将军 第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中将 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中将 东北游击队总司令唐聚五中将 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 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 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王风山少将

  2018-12-10展开全部的游击战打得那叫一个惨,几乎收效甚微。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给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军队也曾在沦陷区同日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游击战,使侵华日军受到了有力地牵制和消耗。虽然国军的敌后游击区因种种原因最后大部丧失,但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部分,国军敌后游击战的战史与教训应该被后人所铭记。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日两国随即进入到了全面战争的状态。在这之后,军队在华北、华中战场上与侵华日军展开了激战。但是由于国力孱弱、战力不足,军队在上海、太原、南京等地的战斗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沦陷,部队损失惨重。在这种形势下,内的一些高级将领逐渐转变思维,开始认识到了游击战的价值与作用。例如,第52军军长关麟征曾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在对日作战中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随后军委会通令各战区“我为长期抗战,应一面于交通要线上,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增加抵抗力,一面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此后,军遂在各战区同日军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

  军的游击战最早从河北省展开。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河北境内的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为长期抗战起见,国民政府将万福林和孙殿英的部队留在了河北,并将河北保安部队改编为第181师,以利统一指挥。1938年夏,蒋介石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统一指挥河北境内的国军同日军进行游击战。

  在山西方面,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第二战区将所有部队转入山区,同日军开展游击战。同时,原属第一战区的第14集团军也被命令继续留住晋南,协助二战区部队作战。1937年12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山西划为七个游击区,各游击区部队以太行山、吕梁山和中条山为依托,同日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另外在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国民政府也安排了相应的部队留守,以协助并策应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行动。截止1938年年底,军队在敌后同日军开展游击战的部队已有数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约为30个师,共计30万人。但总的来说,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之前,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依旧实行以阵地战、正规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游击战仅是正面战场军事行动的从属部分,其重要性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面对新的战场形势,国民政府重新调整了军事战略,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凸显。1938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变敌后方为其前方,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置在敌军后方担任游击”。自此以后,军队敌后游击战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39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再向敌后游击区增派30个师的兵力,已进一步扩大对日游击战的规模。为了协调敌后各部共同对日作战,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增设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于学忠和鹿钟麟分任这两个战区的总司令。经过调整充实,到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在冀、察、鲁、苏四省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军已达35万人以上,其中正规军为15万人。

  除了以上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外,国民政府又设立了隶属于第一战区的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所属部队进行对日游击战。同时为了牵制武汉地区日军以策应第五战区作战,国民政府还设立了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以桂系宿将李品仙为总司令,该部所辖部队以大别山为根据地同日军长期周旋,使驻武汉日军受到了很大威胁。

  在与侵华日军的战斗中,敌后游击部队曾取得了很大的战果。1938年初,趁日军主力东调参加徐州会战之机,山西军向留守日军展开了猛烈攻势,将其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各部“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充饥”。1940年4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李品仙随即指挥大别山区的军对日军发起攻势,参战部队给予日军的交通线以严重破坏,并趁虚袭击了安庆,同时还对武汉发起了佯攻,有力配合了国军在主战场的军事行动。

  1941年9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鄂豫皖游击区的军奉命袭击日军的侧后,以配合保卫长沙的战斗。在这次攻势中,李品仙指挥部队对平汉铁路两侧和沿长江一线的日军据点进行了猛烈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调动3个师团的兵力予以应对,从而大大减轻了长沙守军的正面压力。

  除了在多次战役中有力地配合各战区主力部队作战外,敌后游击部队还曾击毙过多位日军高级将领,有力的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士气。譬如,1941年2月5日,驻广东省中山县的军挺进第三纵队击毙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1942年12月8日,驻大别山区的军第138师击落了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冢田攻一行人等悉数毙命;1945年3月17日,驻浙东的军打死了日本海军第四特遣队司令山县正乡中将。

  1943年以后,敌后战场的形势日益恶化。在冀察战区,1943年4月,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5月,庞炳勋在被日军俘虏后降敌;8月,刘进的第24集团军也在遭到日军的重创后渡过黄河南撤。在鲁苏战区,于学忠所部屡遭日军进攻,损失重大,被迫于1943年7月向皖北地区撤退。另外,驻大别山游击区的军队也屡次遭到日军猛攻,游击区的首府立煌县(今金寨县)曾一度被日军攻占。

  到抗战结束时,敌后部队或是覆灭于战场或是成为了伪军,真正在战斗中坚持下来的部队为数甚少。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山西、冀察、鲁苏、浙西、大别山等根据地,大部分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只有晋西南、鲁西南、大别山腹地、海南岛内地等少数游击区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的敌后游击战是不成功的。高层自始至终一直将游击战作为正面战的一种补充形式,而从未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军难以在敌后战场长久坚持。另外,军民关系恶劣、派系斗争严重、部队素质低劣等原因也是敌后游击战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虽然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就抗日战争的全局来看,军在敌后的作战仍旧有其重要的正面意义。军的对日游击战争消耗并拖住了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不仅有力的支持了正面战场国军的作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军的敌后游击战虽有其局限性,但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样是应该被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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